中共六大,为何在莫斯科召开?

　　中国共产党的十九大日前胜利闭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据报道,大会召开前后,外国政党政要及各界人士纷纷致电致函,热烈祝贺大会召开和习近平总书记当选。截至10月30日,共有165个国家454个主要政党发来1340多份贺电(函)。
　　自从1921年诞生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历次党代会,都是党的历程中的标志性事件,是党的历史的重要节点。鲜为人知的是,1928年的中共六大,是在当时苏联首都莫斯科州纳罗法明斯克地区五一村召开的,会议在高度机密状态下举行,参会代表均用化名。
　　“作始也简,将毕也巨”——这是出席中共一大的董必武在新中国成立后给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的题词。不了解党代会,就不可能了解中国共产党。重温六大的历史,党的历史上唯一一次在国外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就会深深明白:中国共产党,一路走来,走到今天,是何等不容易……
　　　　　　　　　　　　　　　　　　　　　一
　　周恩来一生经历大风大浪多矣,但这次遇险,是刻骨铭心的,因此,半个世纪后,亲历者邓颖超回忆起来,仍历历在目:
　　1928年5月,周恩来与邓颖超从上海乘坐日本轮船前往大连,在青岛停靠时买了一堆报纸上船,引起了日方侦探的注意。一到大连,还未下船,驻大连日本水上警察厅上来几个人,拦住周恩来夫妻,开始盘问。
　　日本人问:“你是做什么的?”周恩来答:“做古玩生意的。”(实际他们携带的箱子里一件古玩也没有)又问:“你们做生意的为什么买那么多报纸?”答:“在船上没事可以看看。”问:“到哪里去?”答:“吉林。”问:“到东北干什么?”答:“去看舅舅。”日本人马上让周恩来跟他们去水上警察厅,邓颖超也想跟着去,但周恩来大怒:“你不要去,你去干什么?”
　　此时周恩来与邓颖超结婚还不到3年,邓颖超一个人到了城里的旅店,焦急等待,不知周恩来是吉是凶。半个世纪后的1985年,邓颖超在大连撰文《我们一次遇险与脱险的经过》回忆说:“当时,我的心情是着急、忧虑不安,如坐针毡,不是度日如年而是分秒如年了,不知如何是好。但我表面上还是沉着、镇定,装着泰然无事的样子。大约两小时后,恩来同志来到我的住处,进来之后,没有说什么话,安然无事的样子。然后,他低声对我说,我们去接头的证件在哪里?要我立即烧毁。我马上找出来到卫生间撕碎投入马桶里。后来,我们还是有说有笑地去楼下餐厅用餐。”
　　邓颖超事后才知道,周恩来被带到日本人的水上警察厅后又遭到盘问,一个回答不慎,后果不堪设想。当时,日本人详细询问周恩来出生年月日、学历、职业等,当问到你舅舅姓什么?叫什么?回答他姓周,叫曼青。问他是干什么的?答:在省政府财政厅任科员。他们问你舅舅姓周,你为什么姓王?回答说:在中国舅舅和叔叔是有区别的,姓氏是不一致的,不像外国人舅舅、叔叔都叫UNCLE,因此,我舅舅姓周,我姓王。对方又说:我看你不是姓王而是姓周,你不是做古董生意的,你是当兵的。周恩来伸出手去说:你看我象当兵的吗?他们仔细端详不像当兵的手,然后开抽屉看卡片,对周恩来讲:“你就是周恩来!”周恩来又反问他们:“你们有什么根据说我是周恩来呢?我姓王,叫王某某。”日本人无奈,这才放了他。
　　但危险并未过去,当天下午去长春的火车上,他俩发现坐在对面是日本人,用中国话同他们攀谈。周恩来夫妻在长春站下车时,日本侦探拿出名片给周恩来,日本人有交换名片的风俗,周恩来应立即回片。一般人名片都放在西装小口袋里,实际他们没有名片,周恩来装着找的样子:“咦!我的名片没有装在口袋里,还在箱子里呢!很对不起。”做要去取的手势,对方说不必,不必了。住进长春旅馆,似乎没人跟踪了,但周恩来仍然非常谨慎,马上换上长袍马褂,把胡子刮掉,又乘火车去吉林,抵达后没敢直接到伯父家去,先住旅馆,然后写了一封信,请旅馆的人送到伯父家……接下来,夫妻俩分开,先后抵达哈尔滨,因为接头证件毁掉了,只能在火车站等,等了数日,等到了李立三。
　　这是一趟什么样的危险之旅?分别作为代表和列席代表的周恩来与邓颖超,辗转前往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邓颖超在回忆中说:当时东北是日本军人和奉系军阀控制的地区,随时可能被捕。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共六大代表回忆录》一书中,能够看出当年参会代表何等不容易。福建代表罗明回忆说:1928年3月,接到通知参加党的六大,4月间,他和另一位代表许土淼离开厦门到上海,“在上海等了很久,然后取道大连到哈尔滨,在哈尔滨住了20多天,才由交通员带我们乘车去满洲里。下了火车后,改乘马车到中苏边境的一个山地,我们是晚上爬山过边界的。事先,交通员提醒我们不要咳嗽,而当时许土淼患肺病,咳得很厉害,过边界时,只好捂住嘴……”党史学者林宝敏在《中共“六大”的五个历史细节》一文中写道:“1928年4月下旬起,142位参加‘六大’的代表,冒着生命危险,穿越茫茫的西伯利亚,分批秘密前往莫斯科。为了避开特务跟踪,代表们到哈尔滨后兵分两路,一路由绥芬河过境,另一路经满洲里出境。党的领导机关在哈尔滨设立了接待站,接送过往代表。代表们离开哈尔滨时,每人领了一截折断的火柴作为接头信物。到满洲里下车的代表,由苏联人驾驶标有‘67’和‘69’号码的两辆马车负责接送。来人只要交上半根火柴,不必说话就可以上车。然后换乘火车,前往有7天车程的莫斯科。”
　　好在,当时的东北,距离张学良易帜,还有半年时间；距离东北军与苏联军队冲突的“中东路事变”,还有一年多时间；距离日寇侵占东三省的“九一八事变”,还有3年多时间。参加六大的代表们,虽历尽艰辛,但基本上都安全到达莫斯科。
　　　　　　　　　　　　　　　　　　　　　二
　　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大会,为何放在国外开?
　　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全面破裂,持续3年多的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最后失败,先是蒋介石集团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当年7月15日,中共五大闭幕后两个月,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也正式跟共产党决裂。当时中国一片腥风血雨,据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达31万多人,其中共产党员2.6万余人——损失如此惨重,以至于中共六大召开时,无法统计全国党员人数,在《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特别注明:“六大召开时,全国党员没有准确的统计数字。”中共六大,成了唯一没有写出全国有多少党员的代表大会。
　　这是共产党自诞生以来的生死存亡关头,在国内难以找到一个安全的地点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当时曾有人提议将会议地点定在香港或澳门,但并未达成一致意见。当中共中央得知赤色职工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将分别于当年春天和夏天在莫斯科召开,少共国际也将在莫斯科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时,考虑到届时中国共产党都将派代表团出席这几个大会,而且中共中央也迫切希望能够得到共产国际的及时指导,遂决定党的六大在莫斯科召开。1928年3月,共产国际来电同意中共六大在苏联境内召开。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记载:“1928年3月,共产国际来电同意中共六大在苏联境内召开。4月2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开会,研究召开六大的问题,决定李维汉、任弼时留守,负责中央的日常工作；邓小平为留守中央秘书长。4月下旬至5月上旬,瞿秋白、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和100多位参加六大的代表分批秘密前往莫斯科。”“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共142人,其中有选举权的代表84人。会上,瞿秋白代表第五届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周恩来作组织报告和军事报告,李立三作农民问题报告,向忠发作职工运动报告,布哈林代表共产国际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的政治报告和关于政治报告的结论。”会前,“6月9日,斯大林会见瞿秋白、苏兆征、李立三、向忠发、周恩来等,正确地解释了对中国革命性质和革命形势的看法……6月14日、15日,布哈林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召集有瞿秋白、周恩来、邓中夏、蔡和森、李立三、项英、张国焘、向忠发、王若飞、关向应、夏曦、黄平等21人参加的‘政治谈话会’……”
　　有几位关键的缺席者,比如陈独秀。中国共产党的另一位重要创建者,李大钊,已在1927年2月28日于北平英勇就义。按照惯例,上届党中央总书记必须参加下一届党代会,而且应该向大会报告上届中央的工作,另外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也要求陈独秀参加六大。但作为第五届中央总书记、大革命的领导者,陈独秀为何缺席了六大?中央党史研究室专家李颖在《党代会历史细节——从一大到十八大》中做了分析:其一,陈独秀对共产国际把大革命失败的责任都推到他身上,十分不满；对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对他的组织处理,也十分不满——没有经过正当的程序,就把他排除在中央领导层之外,“更重要的是,陈独秀认为中国问题要由中国人自己解决,共产国际及其代表不了解中国的情况,而中国人解决自己的问题,就应当在中国进行,没有必要到莫斯科去研究。”
　　毛泽东也没有出席六大。六大筹备与举行时,毛泽东在井冈山。这一年4月底,“朱毛会师”；5月4日,在宁冈龙市举行了两军会师大会,正式成立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不久改称中国红军第四军),军长朱德,党代表毛泽东、参谋长王尔琢,士兵委员会主任兼教导大队大队长陈毅；6月23日,红军取得龙源口大捷,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入全盛时期。也就是在这一年6月,毛泽东写就《井冈山的斗争》:“(湘赣)边界的红旗子,业已打了一年……渐渐引起了附近省份工农士兵群众的希望。”
　　他的莫斯科之行,要等到21年后的1949年了。
　　虽然缺席六大,毛泽东仍然当选为中央委员,在23名中央委员中排第12位。
　　　　　　　　　　　　　　　　　　　　　三
　　中共六大有一个“新闻”:向忠发当选为总书记。
　　这个结果,多少出乎与会者的意料。向忠发是一个工人运动专家,但绝非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当时他的口碑不大好。
　　相当一致的意见是:向忠发在六大当选为党的最高领导人,是被共产国际操纵的结果。1960年7月北戴河会议,周恩来在受中共中央常委会委托所作《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报告时,对“六大”和“工人化”作过深入的研究和总结:“当时在组织上还搞了一条,叫作领导干部工人化,使领导机关更加混乱,宗派性增加了。这个根也是从共产国际的指示来的。”《党代会历史细节——从一大到十八大》一书认为:“在六大上,工人出身的不太优秀的向忠发当选为党的最高领导人,这是遵循联共(布)、共产国际过分强调‘领导干部工人化’的‘唯成分’论错误指导的结果。”
　　《党代会历史细节——从一大到十八大》分析当时的背景说:大革命失败后,联共(布)、共产国际总结经验教训,认为大革命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违背共产国际的指示,犯了严重的右倾错误。而中共中央之所以犯严重错误,一个重要原因是党的领导人都是知识分子,领导机构中的工人成分太少。共产国际认为,工人革命是坚决的,而知识分子脱离实际,政治立场不坚定,左右摇摆。大革命失败后,八七会议纠正了党内的右倾错误,但紧接着又犯了“左”倾盲动错误。这一时期临时中央负责人瞿秋白又是大知识分子,新中央的成员李维汉、周恩来、蔡和森、张国焘、李立三等人几乎都是知识分子。这更加强化了共产国际对知识分子的偏见。
　　万里之外的共产国际,根据自己的经验来指导中国革命,确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当时的与会代表盛岳(后叛变革命)晚年在美国出版《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留下诸多珍贵史料,他在书中说:“向忠发之所以爬上宝座,仅仅是因为工人阶级出身。中共六大在共产国际的压力之下,把一艘正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航行的船,交给一个未出过海而只是划过长江小船的人去掌舵,实在是极大的风险。正是这一决定,使得李立三能够从向忠发的领导无能中掌握实权,从而推行他那灾难深重的立三路线。”《党代会历史细节——从一大到十八大》一书评价说:“第六届中央委员会中,虽然工人成分占了绝大多数,但总体素质水平没有第五届高,特别是其中有13人当选后从没有参与过中央集体决策和中央领导工作,占36.1%,后来有9人叛变,占25%。‘唯成分’论的教训是极其深刻的。”
　　确实,教训极其深刻:1931年4月24日,在被称为“党内最危险叛徒”的顾顺章叛变后,旋即供出向忠发。史载:当时鉴于上海严重的敌情,中共中央决定向忠发尽快转移到江西中央苏区,周恩来迅速安排好了向忠发去往中央苏区的交通路线和护送人员,沿途各个交通站也都做好了迎送准备。但向忠发却提出一个条件:走前必须同姘居的烟花女子杨秀贞再见一面。如何劝说,都固执己见。这一年6月21日,他趁周恩来邓颖超夫妻不在,偷偷出门,22日,被捕,随即叛变,次日晚即被枪毙。周恩来与邓颖超亦被出卖,幸亏及时转移,逃过一劫。
　　《周恩来选集》中,记载有周恩来这样一段话:“过去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工人领袖虽然不少,但党对他们的教育不够,而知识分子干部中有许多是五四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做了许多实际工作,有经验的不少。由于太强调工人身份,很多较好的知识分子参加中央工作就受到了限制……”瞿秋白遗孀杨之华专门写过一篇《叛徒顾顺章叛变的经过和教训》,她在文中反思道:“过去对于顾顺章的教育工作,做得极少,甚至可说没有做。他入党直到出走,没有改变他丝毫的习性,如果我们对于他抓紧政治教育,特别是在实际工作的政治教育,我不相信经过长期的党的生活之后不能改变他的性格。这个教训对于党有极大的意义。
　　　　　　　　　　　　　　　　　　　　　四
　　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每一次党代会,大都在党的发展史上起过重在作用。《中国共产党历史》是这么评价六大的:
　　“党的六大是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它认真地总结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对有关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存在严重争论的根本问题,做出了基本正确的回答。它集中解决了当时困扰党的两大问题:在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问题上,针对党内普遍存在的认为民族资产阶级既然已经反革命,中国革命的性质便不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错误认识,指出中国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引起中国革命的基本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民主革命的任务没有完成。大会明确了决定革命性质的不是革命动力,只能是革命任务。因此,现阶段的中国革命依然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主义革命。在革命形势和党的任务问题上,明确了革命处于低潮,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党的中心工作不是千方百计地组织暴动,而是做艰苦的群众工作,积蓄力量。这两个重要问题的解决,基本上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对克服党内仍然存在的浓厚的‘左’倾情绪,摆脱被动局面,实现工作的转变,对中国革命的复兴和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历史》也同时指出,党的六大也存在着一些缺点:一是对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缺乏正确认识,否认存在中间营垒,把民族资产阶级当作最危险的敌人。二是把党的工作重心仍然放在城市,并未正确认识农村斗争对中国革命的特殊意义,而是仍坚持城市中心论。三是对中国革命的长期性估计不足。四是在组织上片面强调党员成分无产阶级化和“指导机关之工人化”。
　　简而言之:中国共产党当时还比较稚嫩,只能走别人指定的路。著名学者杨奎松在《中国地带的革命——国际大背景下看中共成功之道》一书中写了这么一个细节:六大召开前,有代表仅仅出于目的,提议放弃“苏维埃”政权的提法,直接称之为“人民”政权时,共产国际领导人对此几乎不屑一顾。杨奎松写道:“布哈林宁愿花上‘十倍的时间’,去向在他看来有时简直像‘在街上散步的中国小姑娘们’一样幼稚的中国共产党人,通俗地解释‘生活不是一个赤裸裸的圆球’,也不愿意去考虑如何使用俄国革命的模式套上一件中国自己的外衣。”
　　就在六大召开的同时,万里之外的中国,井冈山的八角楼,毛泽东彻夜难眠,他守着一盏油灯,苦苦思索:中国革命向何处走,能走多久,特别是——怎么走。他的答案是:农村包围城市。
　　放弃照搬别人已有的经验,寻找自己的路,很难,很难,但越坚持,就越清晰。著名史学家胡绳在《毛泽东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一文中写道:“毛泽东从来十分重视俄国的十月革命和苏联的存在对中国革命的影响,十分重视十月革命的经验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但是,毛泽东坚决反对把十月革命的模式强加在中国革命头上、要求一切照办的倾向,坚决反对苏联领导人(和共产国际领导人)按照自己的经验和自己的利益在中国头上挥舞的指挥棒。”
　　胡绳说,1942年毛泽东在党内发起整风运动,其目的主要在于反对主观主义,特别是反对教条主义。针对30年代前期在党内居于统治地位的教条主义倾向,毛泽东指出,绝不可以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个别字句当成教条,而必须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具体地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发起整风运动前的1938年,毛泽东就强调指出,中国共产党必须“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他说:“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连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
　　事实证明:被莫斯科讥为“山沟沟里的马克思主义”,却最符合中国革命实际。
　　“中国将成为一个共产党治理下,不跟莫斯科指挥棒转的大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著名美国记者斯诺在《星期六晚邮报》上做出如此预言。
　　必须走自己的路。
　　　　　　　　　　　　　　　　　　　　　五
　　党的六大之后足足17年,党的七大在延安召开。
　　出席七大的正式代表547名,候补代表208名,共计755名,代表全国121万党员。这也是党成立以来首次没有共产国际指导而独立自主召开的代表大会。
　　七大一开就是50天。其实,七大原拟7天会期,没有安排那么多会议,也没有安排那么多发言,但代表们纷纷要求延长……是的,距离上一次党代会,已经足足17年了,这17年,建设苏区,被迫长征,血战湘江,遵义会议,雪山草地,抵达延安,祁连悲歌,改编抗日,统一战线,坚守敌后,皖南事变,百团大战,延安整风……有多少感叹,有多少心得,又有多少浴火重生,又有多少凤凰涅槃?
　　中国共产党从血与火中,终于走出了一条自己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