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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历史上两个“临时中央”始末

发布时间:2011-12-22 作者:  出处: 浏览:

中共历史上两个“临时中央”始末

  血雨腥风的背景

  中共党史上的第一个“临时中央”,诞生在1927年7月12日。它有着血雨腥风的背景。

  这年的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公开背叛革命,向盟友共产党人和广大革命群众挥舞屠刀,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随后,广东、江苏、浙江等省,相继发生反革命大屠杀,使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惨遭失败。一时间,血雨腥风笼罩全国。

  就党中央的领导和路线来说,右倾、退让是造成大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总书记陈独秀应负主要责任。在这样的背景下,党在武汉召开了第五次代表大会,有80位代表出席,中心议题是确定党在紧急时期的任务。会议虽然批评陈独秀犯了忽略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右倾错误,但没有提出任何切合当前实际的纠正右倾错误的办法。党的“五大”仍然选举陈独秀为总书记,右倾路线继续危害着党和革命。

  共产国际于当年四、五两个月连续召开第7次、第8次执委会,讨论并通过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指示中共执行。但因其中有许多不切实际甚至错误的内容,所以都没有起到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作用。6月30日,中共中央扩大会议通过的《国共两党关系决议案》,仍承认汪精卫控制的国民党“当然处于国民革命之领导地位”,“工农武装均应服从政府之管理与训练”,“工农等民众团体均应受国民党之领导与监督”。

  中国革命到了最危急、最关键的时刻,党中央必须改组,领导权和路线问题必须解决!但在白色恐怖笼罩下,召开党代会是不可能的。在当时,解决领导机构的简捷办法就是按照共产国际的建议,组成一个以非常方式产生的临时中央。

  在深夜秘密诞生

  7月12日夜,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紧急指示,在苏联顾问鲍罗廷的参与下,中共中央在汉口秘密进行了改组。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组成临时中央委员会,代行中央政治局职权,陈独秀被停职,不再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同日,临时中央开会讨论挽救时局的办法,决定在张发奎(北伐军第二方面总指挥)部队中发动军事暴动,在工农运动基础较好的湘、鄂、赣、粤举行秋收暴动;尽快召开一次中央紧急会议,确定党的新方针,由李维汉、张太雷、瞿秋白筹备。重视武装斗争,抓枪杆子,针锋相对地反击蒋、汪对革命力量的镇压,成为临时中央明确的指导思想。

  但此时还没有中央政治局,从组织机构上说是不健全的。按照党的章程规定,中央政治局是中央委员会闭会期间,代表中央委员会行使职权的中央领导机构,由中央全会选举产生,在总书记及政治局常委会领导下工作。它的设立,始于党的“五大”,延续至今。所以,从组织机构上说,没有中央政治局是不正常、不合理的。

  8月7日,按照临时中央成立时的决定,中共中央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于汉口召开紧急会议(通称“八七”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8人,候补中委3人及其他方面代表共21人。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和纽曼、洛蜀莫娃也参加了会议。会议对临时中央的机构进一步完善,选举出以瞿秋白为首的临时中央的临时政治局,按得票多少排序:苏兆征、向忠发、瞿秋白、罗亦农、顾顺章、王荷波、李维汉、澎湃、任弼时等9人当选为正式委员;邓中夏、周恩来、毛泽东、彭公达、李立三、张太雷、张国焘等7人当选为候补委员。

  8月9日,临时政治局召开第一次会议,选举瞿秋白、苏兆征、李维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会议还对中央一些部门的工作做了安排:决定瞿秋白兼管农委、宣传部,并任党报总编辑;苏兆征兼管工委;李维汉兼管组织部和秘书厅;军事部由周恩来负责,部务由秘书王一飞负责;妇女部由杨之华负责;交通局由顾顺章负责;出版局暂由郑超麟负责。

  9月23日,临时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干部调动与组织问题。决定由罗亦农任中央组织部长;成立中央特别委员会,负责筹集党的经费和保护中央领导人安全,顾顺章为负责人,直属中央常委会领导。9月底至10月10日,中共中央领导机关陆续迁往上海。

  11月9日至10日,中央临时政治局在瞿秋白主持下,于上海召开扩大会议,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纽曼出席。会议实行惩办主义政策,将毛泽东、彭公达、张国焘开除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增选周恩来、罗亦农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

  11月14日,中央临时政治局召开常委会议,决定调整中央组织机构:不设部,在中央常委会下设立组织局(相当于中央书记处),由罗亦农、周恩来、李维汉组成,罗亦农为主任。不久,罗亦农代表中央去武汉指导工作,周恩来代理组织局主任。组织局领导组织科、宣传科、军事科、特务科、调查科、交通科、文书科、出版分配科、会计科和妇女运动委员会。会议决定李维汉兼任中央常委会秘书长,邓小平任组织局秘书,杨之华任妇委主任;设立职工运动委员会,苏兆征兼主任;设立党报委员会,瞿秋白兼主任。

  1928年5月9日,由中央临时政治局演化出一个“留守中央”。4月末,中共中央常委会决定:瞿秋白、周恩来去莫斯科筹备与组织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临时政治局常委罗亦农已于4月牺牲,只留常委李维汉在国内,与临时政治局委员任弼时、原江苏省委书记罗登贤组成“留守中央常委会”,主持与领导国内党的日常工作。刘昌群代表共青团留守中央,参加留守中央常委会议。这个留守中央,5月9日正式开始工作。

  6月18日至7月11日,在莫斯科召开的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选举产生中共中央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但因新的中央领导班子尚未回国,所以留守中央及其政治局,仍旧坚守岗位,继续工作。7月9日,中共六大致电国内留守中央政治局常委: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统一群众、团结群众于党的主要口号之下,加紧日常工作”;党的主要任务“仍旧是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土地革命,力争工农民权独裁制的苏维埃的政权,继续坚决的改造党”;党的主要危险是“与群众的脱离”,要“坚决反对盲动主义”,“扩大苏维埃的根据地及加紧组织红军”。7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在莫斯科决定:向忠发、蔡和森、李立三、徐锡根第一批回国,组织中央机关,留守中央常委继续工作。8月29日,上述四人回到上海,立即召开新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特别会议,留守政治局常委出席。9月2日,新的中央开始工作,留守中央即告结束。

  一年业绩留党史

  第一个临时中央成立后,在十分残酷的环境中,开展了一系列有效的工作,使革命之火继续燃烧,由衰而盛,显示了中国共产党的强大生命力和中流砥柱作用。

  笔者根据文献记载统计,在一年多的时间内,临时中央、临时政治局及留守中央,共开过80多次会议,作出过74个决议,发表5个宣言,发出94个通告、指示和通知,组织了3次重大行动,组建了8个党的分局,创办了2个刊物。尽管它犯过一些“左”倾的错误,给党的事业造成不小损失,但临时中央的工作依然彪炳史册。此间牺牲的罗亦农、夏明翰、郭亮、向警予、陈延年、陈乔年等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临时中央、临时政治局及留守中央一年间的工作,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政治路线方面:1927年7月13日,中共临时中央常委会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对时局的宣言》,公开揭露汪精卫的武汉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的反动罪行。在“八七”会议上,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批评和纠正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但是,由于对国民党屠杀政策的仇恨和对陈独秀错误的不满,“左”倾情绪发展起来,从而助长了冒险主义和命令主义,党内出现宗派主义的过火斗争。8月21日,临时中央发布《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任务与策略的议决案》,指出:现阶段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不但反封建,并且要反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统治。现在本党的总方针是组织各省之武装暴动。因此,要创造新的革命军队。8月29日,临时政治局常委会通过《两湖暴动计划决议案》,指出:“暴动为实行彻底的土地革命,即没收大中地主的土地,杀尽土豪劣绅及一切反动派,没收其财产。”9月19日,临时中央作出“决议”:土地革命和民权革命“已经不用国民党作自己的旗帜”,应适时组织苏维埃,在农村“一切权力属于农会”。这样,党就走上了独立自主的领导中国革命的道路,抛弃了对国民党的任何幻想。

  11月9日至10日,在罗明纳兹指导下,瞿秋白于上海召开的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却出现曲折。会议认为: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无间断的革命”,必然急转直下,从民权革命进入社会主义革命,要创造总暴动的局面。会议还要求用工农干部替换非无产阶级化的知识分子干部,“使指导干部工人化”。后来,李立三进一步提出:在党的领导机关中,把知识分子的作用降低到最小限度。周恩来表示明确反对。这次会议实行惩办政策,错误地给周恩来、毛泽东等多名干部以纪律处分,形成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左”倾盲动主义,并在中央占了统治地位。12月17日,临时中央鉴于广州起义的失败教训,发出“告全国民众书”,指出:要积极准备暴动力量,而不能立即暴动,“现在立即总暴动,将必败于残酷的反动之手”。

  1928年1月中旬,中央停止两湖年关总暴动。1月20日,中央发表《宣布国民党为公敌宣言》,谴责国民党实行白色恐怖,屠杀工农,充当帝国主义走狗。1月22日,中央又作出《各省工作方针议决案》,提出“中国仍然在直接革命形势之中”,党的任务是“领导工农兵暴动而夺取一省或几省的政权”,“以扩大革命胜利于全国”。3月6日、10日,中央相继发出36号、37号通告,仍然认为“统治阶级日益崩溃,革命高潮日益高涨”,应“加紧工人运动和准备暴动工作”,“没收一切地主祠庙等土地”。

  4月28日,临时中央接受共产国际2月作出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明确指出:中国现时仍处于资产阶级民权革命阶段,认为中国革命是“不间断的革命”,“已经成长为社会主义革命”是不正确的;必须反对无准备的“玩弄暴动”的盲动主义及杀烧主义;应做扎实的“争取群众的工作”。至此,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左”倾盲动主义在全国范围的实际工作中基本结束。

  (二)组织建设方面:“八七”会议选出的中央临时政治局,很重视非常时期党的组织建设。会议在《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中规定;要造成坚固的能奋斗的秘密机关,严守党的纪律,绝对服从决议和调遣,凡破坏纪律者,都应从严惩办,不论地位如何,都应如此。1927年8月9日第一次临时政治局会议就决定设立党的北方局(管理顺直、山东、满洲、山西和内蒙等党部的工作)、南方局(管理广东、广西、闽南及南洋一带特支党的工作),并任命王荷波、张国焘分任两局书记。这次会议,还决定改组湖南省委。9月底,中央机关开始由武汉迁往上海。10月1日,临时中央决定在武汉设立长江局,罗亦农任书记,负责指挥湖北、湖南、河南、江西、四川、安徽、陕西七省党的工作和革命运动。在一年的时间内,临时中央还指导组建了江苏省委、四川临时省委、山东省委、满洲临时省委、福建省委等;成立了内蒙特别支部;帮助整顿或改组了顺直省委、湖南省委、山西省委、江苏省委等。

  (三)军事方面:中共临时中央,从血的教训中认识到武装斗争是革命胜利之本。1927年7月24日决定:以国民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8月1日,在周恩来、贺龙等领导下的南昌起义震惊海内外。

  8月3日,临时中央又制定了《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发动农民秋收暴动大纲》,明确提出夺取政权。从8月中旬起,各省相继成立了党领导的暴动委员会,发动了右江农民起义、海陆丰农民起义、鄂南农民起义、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鄂中鄂西农民起义、海南岛农民起义、黄麻农民起义等;北方的玉田农民起义、确山农民起义、渭华起义等。从10月起,还组织发动了城市的武装斗争,如上海烟厂工人的罢工斗争、广州工人的示威游行、武汉总同盟罢工、长沙工人暴动、广州起义等。武装斗争的烈火,在大江南北、城市农村熊熊燃烧,给了反动派以重击,鼓舞了广大群众的斗志。特别是1928年3月下旬,朱德、毛泽东率部在井冈山会师,成为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和斗争的坚实基础。5月25日,留守中央发出《军事工作大纲》,对“军事运动的一般原则”、“破坏反革命武装”、“扩大工农群众武装”、“建立红军”、“党的军事组织与苏维埃的指挥系统”、“军队中的党组织及政治工作”等问题,做出原则规定。《大纲》特别强调“红军中政治工作,必须特别注意”、“政治委员即为党的代表,负责进行政治工作”。

  (四)宣传工作:临时中央对思想宣传工作很重视。“八七会议”决定:中央临时政治局应当按期出版秘密的党的政治机关报,传播于全国。党报委员会由政治局委任。政治局下设一个特别的出版委员会,专管传播党的机关报及一切宣传品。1927年8月9日的首次临时政治局会议,决定设立党报总编辑(由瞿秋白兼管)和出版局。8月21日,中央发出《关于宣传鼓动工作》的通告。8月11日,中共中央机关杂志《中央通讯》在武汉创刊(后更名为《中央政治通讯》)。10月24日,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在上海创刊,瞿秋白为编委会主任,编委有罗亦农、邓中夏、王若飞、郑超麟等。同时,中央决定:中央各委员都有参加编辑工作和投稿的义务。11月14日,党报委员会成立,瞿秋白兼主任。12月1日,中央发出《扩大布尔什维克编辑》通告,指示该报为全党的思想教育阵地,各省委应当负责寄地方通讯。12月13日,中央发出关于出版分配的通告,要求各省委设立出版发行股,以发行党的一切报刊。1928年5月22日,临时政治局留守常委会议,讨论加强党的出版工作,决定江苏省委机关小报《红旗报》主编谢觉哉加入中央编委会。

  (五)三件大事:在一年的时间内,临时中央除上述工作外,还做了影响党的发展和革命进程的三件大事。

  1、发动八一南昌起义:1927年7月24日,中共临时中央常委会决定;以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名义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并确定起义后部队立即南下,占领广东,取得海口,求得共产国际的援助,再举行第二次北伐。7月26日,周恩来由武汉到九江,向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恽代英传达了中央关于南昌起义的决定,并组织起义部队向南昌集中。27日,周到达南昌,住在朱德寓所。根据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了由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组成的中共前敌委员会,决定于8月1日凌晨举行武装起义。

  按照预定时间,在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人的领导下,由中共掌握和影响的国民革命军2万余人举行武装起义,全歼国民党军3000余人,缴枪5000余支,占领南昌。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开创了中国共产党独立地领导武装斗争和创建人民军队的新纪元。

  2、召开八七紧急会议:1927年8月3日,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汉口召开,除讨论南昌起义后的动态外,还讨论了召开中央紧急会议的准备工作。会议决定接受共产国际新的决议,改组中央政治局。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李维汉、瞿秋白、张太雷、邓中夏、任弼时、苏兆征、顾顺章、罗亦农、陈乔年、蔡和森;中央候补委员李震瀛、陆沉、毛泽东;中央监察委员杨匏安、王荷波等共21人。参加会议的还有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和纽曼、洛蜀莫娃。中共中央秘书处处长邓小平也参加了会议。李维汉主持会议。罗明纳兹作报告,说明此次会议不仅要讨论过去的错误,还应改组指导机关。他指出:“目前中国革命已进到土地革命时期”。无产阶级领导农民,“不仅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余孽,并且还应坚决地反对资产阶级”。瞿秋白代表中央临时常委作报告,分析当时的政治形势,指出:中央领导的右倾错误给革命带来严重危害,今后的任务是“要以我们的军队来发展土地革命”,“我们的策略是独立的工农阶级斗争”,要注意与资产阶级争领导权,由下而上地争取群众,在暴动中组织工农民权独裁的临时革命政府。毛泽东在发言中批评党中央在国共合作时始终没有当主人的决心,不支持农民革命,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等错误,强调“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最近农民斗争的议决案》、《最近职工运动议决案》和《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批评和纠正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号召党和人民群众继续战斗,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党在现时最主要的任务。

  3、筹备召开党的“六大”:1928年4月2日,临时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接受共产国际的意见,在莫斯科召开党的“六大”,并立即开始筹备。

  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近郊兹维尼果罗德镇塞罗布诺耶别墅举行。出席会议的有正式代表84人,候补代表34人,指定参加及旁听代表49人。代表全国共产党员130194人。大会主席团主席为苏兆征,秘书长为周恩来。在18日开幕会上,向忠发首先致辞,瞿秋白代表第五届中央致开会辞,而后共产国际、意大利共产党、联共(布)等代表相继致祝辞。大会先后由共产国际领导人布哈林作政治报告与中共党纲报告;瞿秋白代表第五届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共青团中央书记关向应作政治副报告;向忠发作出席共产国际执委第九次扩大会议报告;周恩来作组织问题报告和军事问题报告,刘伯承作军事问题副报告;李立三作农民和土地问题报告;向忠发作职工运动问题报告。在大会讨论时发言者有118人次。大会通过了政治及组织问题草案、土地问题、农民问题、职工运动、关于党纲、关于民族问题、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宣传工作、共青团工作、妇女运动等决议案;通过了修改后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印发了军事工作决议(草案)。大会选出了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正式中央委员33人,候补中央委员13人。

  中共“六大”确定的革命任务和总策略基本是正确的,对中国革命的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第二个“临时中央”始末

  因政治局成员太少而诞生

  1931年9月中旬,党史上的第二个临时中央在上海诞生。其原因是在上海的政治局成员远远不足半数,按照党章规定,政治局已不能行使其职权。在这种特殊情况下,中央只好改组,产生一个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即“临时中央”。

  在这年1月7日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共选出中央政治局委员9人,候补委员7人,合计16人。政治局常委为:向忠发、周恩来、张国焘。到了9月中旬,在上海的政治局委员只有周恩来、卢福坦、陈绍禹(王明)、刘少奇4人,仅占政治局成员的四分之一,他们已失去“代表多数”的作用。同时,周恩来将赴中央苏区工作,陈绍禹将去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这样一来,中央政治局已是有名无实,无法正常运转。

  有鉴于此,共产国际远东局指示中共改组中央领导,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并提出组成人员的具体建议。据此,1931年9月中旬,周恩来、王明、张闻天、秦邦宪(博古)等四人在博古家里开会商议此事。王明提出博古进入中央负总责。商议的结果是:由博古、康生、陈云、卢福坦、李竹声等人组成临时中央政治局,报请共产国际审批。

  王明提议让博古在中央负总责,是有特殊原因的。早在1930年11月13日,王、博二人就结伙给中央写信,扮作反“立三路线”的急先锋,攻击六届三中全会及中央领导,进行小组织活动,要求改组中央,掀起一股反对中央领导的风潮。在1931年1月的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篡夺党中央领导权的阴谋得逞。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下,王明进入中央政治局并在实际上掌握了中央的领导权。6月,向忠发叛变后,周恩来暂时隐蔽。为了中央工作的方便,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上海中央局”,协助周恩来、王明、卢福坦工作。当时还不是中央委员、仅是共青团中央书记的博古进入“上海中央局”。当王明即将赴苏时,他自然要提携一起冲杀上来的博古。由他掌权,王明是最放心的。后来,在党内形成一条 “左”倾路线,并延伸到中央苏区,统治全党长达4年之久。直到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才结束,给党的事业造成极大危害。

  1931年9月22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召开第一次会议。会上,博古宣布共产国际来电,批准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共9人:卢福坦、博古、张闻天、李竹声、陈云、康生、黄平、刘少奇、王云程。会上成立了中央常委会,成员是:卢福坦、博古、张闻天、康生。一个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便诞生了。9月25日,王明偕妻子孟庆树从上海动身赴苏联,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同时也是博古推行“左”倾路线的后台。

  12月上旬,临时中央政治局决定设立组织局,负责人康生,专门管理全国党的组织工作。此时,周恩来离开上海赴苏区,月底抵达瑞金。

  1933年1月13日,中共“临时中央局”在上海无法立足,遂决定接受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央机关由上海陆续迁到他们认为“路线错误”的苏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博古、陈云去苏区,康生去莫斯科。李竹声留上海,组织“中共上海中央执行局”,作为临时中央的派出机关,代表中央指导白区党的工作,并负责同共产国际联系。1月底,临时中央领导人张闻天、博古、陈云及杨尚昆等到达瑞金。

  1月30日,博古主持召开“中央会议”,张闻天等“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和“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任弼时出席。博古在会上传达共产国际的意见:为了工作方便,原上海和苏区的政治局委员合起来,选出一个中央总负责人。结果博古当选。其他负责人是:张闻天为常委兼宣传部长、中央党报委员会书记;任弼时为组织部长兼党校校长;陈云为常委兼全总苏区执行局党团书记;刘少奇为全总苏区执行局委员长……会议决定,临时中央与苏区中央局合并,对外称“中共中央局”。“中共中央局”即是临时中央,但对外有时仍用“苏区中央局”名义。从此,中共临时中央直接领导中央苏区的工作。4月22日,由于博古等认为任弼时执行“进攻路线”不彻底,工作“不合手”,免去他的中央组织部长职务,由李维汉接任。6月,任命潘汉年担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7月,中共中央局成立组织局(相当于书记处),负责协调中央各部工作,处理日常事务。成员有:张闻天、陈云、王稼祥、李维汉等,主任李维汉,实际由中央局常委张闻天主持,开会议事作结论。8月8日,中央局决定成立中央常务委员会及中央苏区各省县监察委员会,以处理党员违纪问题。常务委员会书记董必武,成员有康生、陈云、何叔衡等。

  1934年1月4日,周恩来(中共中央局常委)、朱德(中央委员)率领红军前方总部机关返回瑞金后,“中共中央局”名称停用,开始采用“中共中央”名称。1月15日至18日,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在瑞金举行,选出新的中央委员会,改选了中央政治局,决定设立中央书记处(同时是常委会)。选出的书记是: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项英、陈云、王明(在苏联)、张国焘(在鄂豫皖苏区),由博古负总责。至此,党史上的第二个“临时中央”在工作了两年零4个月后,即告结束。但它的路线却延续至遵义会议召开。

  1944年,延安高级干部研究党的路线时,有人怀疑第二个临时中央的合法性。3月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讲话时明确说:过去有同志认为临时中央是非法的。现在看到洛甫的反省笔记,说临时中央经共产国际在上海的代表机关批准过。根据这一点看是合法的,但选举手续不完备。
全面推行“左”倾路线

  第二个临时中央在两年多的时间内,在各项工作中推行“左”倾路线,给党的事业造成极大损害。

  关于革命任务和方针。第二个临时中央对革命形势的分析、判断是错误的,进而提出的任务和方针也必然是错误的。1931年9月20日,“临时中央”发出由王明起草的《党的紧急任务》决议,指出:“目前中国政治形势的中心是反革命与革命的决死斗争。”要求集中力量追击敌人,取得一两个中心城市;强调“目前主要的危险还是右倾机会主义”、“富农路线”,夸大革命主观力量。很明显,它仍然是“左”倾冒险主义路线。这种观点,过高地估计了红军的力量和全国政局中的革命因素,与已经受到批判的“立三路线”毫无二致。11月9日,“临时中央”作出决议,号召在广州暴动纪念日(12月11日)举行“露天大会,飞行集会”这类冒险行动。12月11日,“临时中央”发出《为目前时局告同志书》,强调目前中心任务是:“取得中国革命在几个主要省份(湘鄂赣皖)的首先胜利”,“把几个分离的苏区打成一片,并占领几个主要的与次要的中心城市”。1932年1月9日,“临时中央”发出的《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是“左”倾路线的充分体现。它指出:目前的任务是为“革命在一省数省胜利而斗争”,中间派是“最危险的敌人”,“应该以主要的力量打击”。“决议”强调:“右倾机会主义仍然是目前主要的危险”,“应该集中火力来反右倾”。3月31日,临时中央会议认为:中央苏区犯了右倾机会主义,要对它开火,不能再容忍下去了。4月4日,中央常委张闻天在《红旗周报》刊文,说中央苏区的主要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并对“左”倾策略从“理论”上作了阐述,为打击持正确意见者提供了“理论”根据。4月14日,临时中央开会,进一步宣扬这种错误观点,并发信批评苏区中央局右倾。5月3日,毛泽东回函反驳临时中央的“左”倾批评。但是,5月11日,苏区中央局开会又否定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决定接受中央的批评,贯彻“左”倾路线。6月21日,临时中央作出《关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四次“国剿”与我们的任务的决议》,提出:要做到一寸苏区的土地都不被国民党军队蹂躏,争取把苏区联成一片,造成占领南昌、包围武汉的形势,取得一省数省首先胜利。

  关于干部政策。第二个临时中央对不同意“左”倾路线的干部,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方针。1931年10月20日前后,临时中央致电苏区中央局,说:三中全会后苏区中央局的路线是调和主义(右倾)路线,并肯定苏区“反AB团斗争是绝对正确的”。其实AB团是1926年冬在南昌成立的反革命组织(A代表省级组织,B代表县级组织),第二年4月,它在革命力量打击下解体。但临时中央仍以这个早已不存在的反动组织为名,搞肃反扩大化,迫害干部。11月初,在中央代表团主持下,召开苏区党的“一大”(即赣南会议),集中批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主张是“狭隘经验论”、“游击主义”、“农民落后意识”和“富农路线”,排斥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对党和红军的正确领导。此后临时中央在苏区发动的“反罗明路线斗争”、“反邓、毛、谢、古斗争”,打击撤职一批坚持正确路线、反对临时中央“左”倾路线的干部,其矛头都是针对毛泽东所代表的正确路线的。这一点,博古在“七大”的发言和李维汉在《回忆与研究》中,都是直言不讳的。1933年11月中旬,中央局负责人博古与共产国际顾问李德强令肖劲光攻打浒湾失利后,他们不作自责,却把肖劲光的红七军团军团长兼政委职务撤掉,并说他是“罗明路线”在红军中的代表予以关押。

  关于土地革命。1931年11月10日,第二个临时中央为土地问题致信苏区中央局,强调“地主阶级必须消灭,绝对不能分田和租田给他和他的家属”,富农只能“分坏田”,指责“抽多补少”,“抽肥补瘦”是富农路线。这种“左”倾政策,只能把地主富农逼到死硬反抗红色政权的绝路,于革命不利。12月24日,“临时中央”又作出决议:目前应该尽量宣传“土地国有”这个“左”的口号,同时,批评苏区党部对这个口号宣传的忽略。

  关于职工运动。1931年11月15日,第二个临时中央作出《关于职工运动决议案》。它一方面提出许多切合当时白区工运实际的主张,同时又强调“要集中力量来反对右倾危险……和平合法的观念”。11月20日,临时中央又作《关于冬荒与年关斗争决议案》,号召使罢工斗争成为年关斗争的主要内容,有计划地领导暴动。12月21日发布关于苏区赤色工会的决议中,无端地指责苏区工会犯了机会主义的消极错误,要自下而上改造工会。1932年1月4日,临时中央作出“决议”:要求反日团体公开活动、捣毁黄色工会等“左”的做法。上海“一?二八”事变发生后,1月31日,临时中央发表“宣言”,一方面号召夺取敌人武装来武装自己,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另一方面又提出推翻国民党统治、建立自己的政权等脱离实际的“左”倾主张。后来又提出“自动取消一切帝国主义在华一切不平等条约,收回租界,否认一切外债与赔款等口号。”3月14日,刘少奇因坚持正确工人运动策略方针,被临时中央指责为一贯的机会主义路线,撤销了中央职工部部长职务。

  从全局看,以博古为代表的临时中央,推行了一条“左”倾路线,对革命事业造成了严重危害。但正如毛泽东指出的:“也不是说在这条路线的整个时期,全党没有做一件好事”,我们应该具体分析。
积极领导反日斗争

  第二个临时中央在执政期间,以较多精力领导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斗争,先后发出36个文件,指导、鼓舞民众抗日。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日军侵占沈阳。9月20日,临时中央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要求日本“立刻撤退占领东三省的海陆空军!”认为这是帝国主义进攻苏联计划的体现。9月22日,临时中央又作出《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指出满洲事变是“瓜分中国为各帝国主义殖民地的开始”;党的中心任务是组织群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明确提出在东北发动抗日游击战争,加强党在东北的工作。9月25日,临时中央在上海,以毛泽东、朱德、贺龙、彭德怀和黄公略等红军将领的名义,发表《告白军士兵书》,表明工农红军坚决抗日,号召白军掉转枪口反抗日本。9月30日,又发布抗日“宣言”:号召罢工、罢课、罢操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揭露蒋介石的“无抵抗主义”。但“宣言”中却反对第三党等中间势力,体现了“左”倾主义。10月12日,临时中央指示满洲省委员:“抓住有利时机,建立游击队和开辟游击区”,推进抗日斗争。

  此后,临时中央发表过许多指导反日斗争的文件。特别是1933年9月15日,它作出《关于目前农民斗争的形势与我们的任务的决议》,把目前党的中心任务定为:“领导他们(农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战争,大规模的组织他们,武装他们,使这些斗争转变为反对一切帝国主义与地主资产阶级的斗争”,这无疑是非常正确的。

  抓报刊、党校和思想理论工作

  第二个临时中央对报刊、学校和理论工作比较重视,张闻天是其代表。

  1932年1月21日,临时中央机关刊物《斗争》创刊,主编张闻天。第一期卷头语说:《斗争》是《红旗周报》(1931年3月9日在上海创刊)副刊的替身,党内问题在此展开争论。1933年2月4日,中央局又将原苏区中央的《实话》、《党的建设》合并,仍定名《斗争》,作为中央局的机关刊物,由张闻天主编,5天或10天出一期,每期发行二万七千多份。该刊主要刊登中央局的决议、指示和领导人的文章。毛泽东写的《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在该刊第42期至第48期连载发表。

  同时,中央局又决定将《红色中华》报(1931年12月11日在瑞金创刊,周以栗任主笔),由原来的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改为中央局、共青团、临时政府与工会合办的中央机关报。该报最多时发行4万余份。

  中央局还抓了党校建设,培养党的干部。1933年3月13日,中央局为纪念马克思逝世50周年,决定将苏区中央局党校改为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实际是中央党校。由张闻天接替任弼时兼任校长,副校长杨尚昆,教务长董必武。当日,在瑞金洋溪开学。4月9日,中央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在瑞金成立,选举了正副理事和正副学术书记。此后,举行学术讲演多次。

  1933年5月,中央局在瑞金沙洲坝召开宣传工作会议。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宣传部长张闻天主持并作报告,杨尚昆、吴亮平、邓颖超等与会。会议讨论了如何转变党的宣传鼓动工作问题。
两个临时中央与共产国际

  按照共产国际《宣言》的规定:它“是各国共产党的联合组织,是统一的世界性的共产党”,各国共产党是它的支部,接受它的领导。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中共两个临时中央的组成及其工作,都是在共产国际的指示下进行的,其功过是非,都与共产国际相联。

  先看第一个临时中央。1927年7月14日,共产国际作出《关于中国革命目前形势的决定》。9月27日,斯大林在共产国际会议上发表关于中国革命的演说,明确指出: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是农民土地革命,应由共产党人领导。在11月9日召开的中共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却认为: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无间断的革命”,必然急转直下,从解决民权革命的责任进于社会主义的革命。会议接受了这种观点并通过相应决议。12月15日,共产国际发表《关于广州公社告全体工人、一切被压迫者、资本主义军队的全体士兵书》,告全世界工人和被压迫民众,“要尽速援助中国革命!要尽速援助中国苏维埃!”

  1928年2月2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召开第九次全会,通过斯大林、向忠发等共同提出的《关于中国问题的议决案》,其中正确指出:中国革命还处在资产阶级民权革命阶段,认为它生长了社会主义革命或是“不断革命”的观点,都是错误的;工农革命的第一个浪潮已经过去,必须反对盲动主义,反对无准备的暴动。但《议决案》对中间阶级缺乏正确估计,对中国革命的长期性也缺乏正确估计,甚至提出反对“对游击战争的溺爱”的错误观点。这个基本正确的《议决案》,延迟至4月下旬中共中央才收到。4月28日,临时中央常委扩大会议,决定接受共产国际的这个《议决案》。总之,临时中央始终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工作。

  第二个“临时中央”与共产国际的关系更密切。它的成立是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其成员也经共产国际批准。此后,遇有大事,如方针政策、机构调整、重要干部任免等,都要请示共产国际;国际对临时中央的指示、批评,它都要无条件服从。实事求是地看,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指示,既有正确的也有错误的,不可一概而论。

  1931年12月29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就反帝斗争问题发给中共中央指示:“中心口号:武装民众进行民族的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一切帝国主义,争取中国民族的解放与独立,统一中国。”号召“创立群众的反帝组织,创立你们自己的武装自卫团”,“加紧在军阀军队中的工作”。这一“指示”,在第二年1月1日和1月5日中央发布的《对时局的主张》和《宣言》中充分体现出来。

  1932年2月11日,共产国际致电临时中央,要求:组织以工人为骨干的义勇军;打入白军夺取军队,逮捕军官和卖国贼;推翻南京政府,宣布自己是中国政权的领导者。对于这些基本上是“左”倾的指示。临时中央2月13日、15日两次开会、发文贯彻。3月上旬,共产国际和王明指示临时中央:夺取中心城市(南昌),争取湘鄂赣三省首先胜利;同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及调和主义、自由主义作无情斗争。还说全国职工总会是机会主义领导,要求撤销刘少奇中央职工部部长的职务。临时中央于3月14日,全部执行。8月27日,共产国际第十二次全会认为:在中国已经出现革命的形势,中共应在东北开展抗日游击战和建立农民委员会。
尤其不可思议的是,有时驻上海的共产国际,竟以已迁往苏区的“中共临时中央”的名义,给“中共中央局”发电作指示。1933年9月12日,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来电要求在前线的周恩来,延长东方军在福建的作战时间。9月底,共产国际派驻中共中央的军事顾问李德抵达瑞金,被博古委以直接指挥红军的大权,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长征。

  11月18日,共产国际致电中共中央,认为十九路军及福建政府,是革命前进道路上的可怕障碍,要同他们进行斗争,表现出严重的关门主义和排斥友军的“左”倾方向。后来,毛泽东说当时没有同福建事变中蔡廷锴的部队联合是个重大错误。

  如何评价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呢?1944年―1945年中央起草党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周恩来说:过去把共产国际的决议当成偶像、教条,不顾实际去执行,这不能说是忠实于国际。毛泽东指出:我们也不能把责任推给国际,国际对中国,总之是功大过小。没有共产国际的帮助,中国无产阶级的党是不能有今天的。这些观点,应该成为我们评判两个临时中央与共产国际关系的指针。